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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其二，这一自由——暂且不论是个体还是家庭——在现代国家对应的不再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公共理性构建的秩序。
在昨日举行的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透露，北京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的试点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国土部也已初步同意北京的申请，目前正在等待国土部批准。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中，政府作为民事关系的主体参与这一模式。
内容提要: 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公租房建设政策试点实际上突破了法律的刚性规定，变相允许利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服务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群体的房地产建设。这与政府须承担较重的建设资金不无关系。但由于在该类型中，集体组织负责建设资金筹措、开发房屋建设等主要事宜，政府的压力相对较小，故较为政府所青睐。而当集体土地公租房收益甚巨时，是否会在集体内部因分配不公引发新的矛盾令人担忧。数据来源参见唐在富：《中国土地制度创新与土地财税体制重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版，第159页。
而《土地管理法》第63条又对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进行了限制（注：该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第二，公租房只租不售，政府通过公权力限制公租房的阻赁价格，使其低于市场价，并能为低收入阶层所接受。因而现在的问题是：假如去强调其经验性的、描述性的和解说性的主张并对其规范性主张轻描淡写，那么在埃利希的计划中，哪些方面能够保全，哪些方面必须舍弃？首先考虑必要的舍弃，第一步就是拒绝埃利希的如下倾向，即把社会中可感知的每种根本的常规性都认为是法律。
两种情形下似乎法律都行将就木，因为欠缺清晰的认同标准。毋宁说，它从一种专门的和专属法律的（specific and specifically legal）视野来考察这些发展。14按凯尔森的观点，事实层面包含着的因果解说的规则，不在规范层面为应当做什么提供任何线索。它先得从其概念视域之外选取一种规范性法律定义，以便继而从经验视野对法律展开调查。
没法从根本上区分私法上的权利或曰私权与公法上的权利或曰政治权利：一切法律【都是】国家法。在《法社会学原理》中，埃利希辨别了法律的三种类型或渊源。
这是为法律确定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没有相似案件相似处理这条亚里士多德式的要求，规则将是难以设想的。这样，该内部秩序便由应然规则——其规定什么须被算作合法行为，什么须被算作不法行为——而非实然规则构成。参见Klink, ‘Can There Be Law without the State? The Ehrlich-Kelsen Debate Revisited in a Globalizing Setting, in Hanneke van Schooten Jonthan Verschuuren (eds.),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Law: State Regulation and Non-State Law,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p. 74-93; Klink, ‘Facts and Norms: The Unfinished Debate Between Eugen Ehrlich and Hans Kelsen, in Marc Hertogh (ed.), Living Law: Reconsidering Eugen Ehrlich, Hart Publishing, 2009, pp. 127-156.[1] See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p. 3-28; Roger Cotterrell, Living Law: Studies in Legal and Social Theory, Aldershot: Ashgate 2009; Marc Hertogh (ed.), Living Law: Reconsidering Eugen Ehrlich, Hart Publishing, 2009.[2]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3.[3]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3.[4] Teubner, ‘Global Bukowina: 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 Society, in Gunther Teubner (ed.), 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 Aldershot, 1996, p. 7.[5] See Ehrlich, Die juristische Logik, Scientia Verlag, 1996, p. 82.[6] 主要涉及第五章到第八章，参见[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204页。
在经验性视野下，法律要么是有实效的要么是无实效的，这要由社会科学来规定。在我看来，埃利希计划的科学意义可被概括为四条：1、须将法律创制与发展的驱动力定位在社会中而非高阶国家阶层中：多数法律规范要么是由非政府行为者创制的，要么是由非政府行为者创制的规范所激发的。另外三条也同样如此，它们牵涉的是法律的实效，尤其是实效性的条件。相反，凯尔森提倡对法律规范和其它规范的清晰分离，这导向法律与国家的等同（an identification of law and State）。
不过，凯尔森指出未来世界国家的可能性。依凯尔森的观点，参与法律规范的生产和适用的每个行为者都是那被视为法律组织的国家的一部分。
否则，在法律世界中它们将是非存在的（non-existent）。相反，活法被视为现实的法律，因为它由人们在社会中实际遵守的规范来组成。
29事实上，除了诸多明显差别之外，二人立场间存在某些根本相似点能够证成该解说：和凯尔森一样，埃利希也承认实然规则（例如自然规律）和应然规则（例如伦理、礼仪或合法的法则）间的区分——正如他本人激愤地说，提出相反的观点简直就是在把他当傻瓜。24因此，单一法律秩序之内的（within one legal order）法律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假如要存在单一共同体，就只能有单一秩序。一旦社会规范被转化为法律规范——尤其是被埃利希称为法条的那些规范——则其意义便被固定，不能轻易改变。按这种法律观，调整社会的各种基本法律规范由立法机关设定，司法机关的作用局限在仅仅根据立法机关的原意将这些规范适用于个案。如洛德和沃克所言：在建立认同、动员和分配、审议、规制和担当这几项任务中，国家的独特角色在于其对上述一项角色的扮演必须在最终意义上凌驾于在其它任何公共或私人场合的某一相似角色的扮演。这一般被认为是法律学说对埃利希活法挑战的回应。
换言之，非国家法只有在无国家或尚无国家的语境中才是可设想的。它恰恰是既使得埃利希的计划成为可能同时又伤其根脉的东西。
然而，一旦某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法律创制过程，则须将其视为国家的一个机关。4本文也将回归埃利希特别是他的大部头《法社会学原理》（初版于1913年），并将之与后来汉斯·凯尔森（1881-1973）的批判性评论相对勘。
他找到了历史证据：一项法律制度的具体确立总是先于对它的抽象规制，例如国家先于国家的宪法，家庭比家庭法古老，契约的缔结在创制契约法之前就发生了，等等不一而足。因而，在国家之内，非国家法律不可能存在。
首先，对法律的社会学透视可能对认识法律规范如何产生有所助益。一项事实，无论它是惯例、支配、占有关系或意思表示，绝不能构成法律或法律关系，因为该事实作为实然的东西，就其本身而言是价值无涉的。35第二、他的法律观允许在国家之外或超出国家来创制法律规范。30是与应当之间的完全对应和完全分裂都意味着法律的死亡，尽管可能是一种愉快的死亡。
只有当与规范相对照时，事实才获得客观价值：它被判断为是好的或是坏的，是合法的或是不法的，是漂亮的或是丑陋的等等。法律必然与正义（即对何为正当的社会感知）和（被设想为制定法权的社会暴力或力量的）权力发生某种关联，但它不能与之完全重合，因为那样它将消亡。
因此，让活法重生的最佳方式是将它主要描绘为对国家创制之法的一种可能有价值的补充而非替代。4、规制，或曰设计恰当的法律框架。
于是在完成了如上解说后，我们得追问：活法中还剩下些什么？（二）活法作为补充我认为，甚至从埃利希的观点来看，实证主义重构也比基于自然法或实用主义的其它进路更为合宜，因为它至少为活法提供了某种（尽管是在国家法这个异在躯壳中的）幸存机会。而且，法律规范要构成有效法不必要（在制定法或其它地方）被成文记载。
[12] Kelsen, ‘Eine Grundlegung der Rechtssoziologie, in Hans Kelsen Eugen Ehrlich,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 Eine Kontroverse (1915/1917),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3, p. 5.[13] 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对这两种一元论观念的选择乃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国家需要完成他们如下列举的任务：1、建立认同（identification），或曰对认同的想象性建构。不过，假如国际法秩序将进一步集中，总有一天它可能变成自立的国家：试想，国际法的技术性发展正沿着国家法律秩序发展走过的那条道路不断推进着。
它因其抽象性而趋向于与作为其适用对象的具体情境相脱节。与此相反，法律规范是转化为行动的法律命令，其可在一个特定的、可能极小的团体中适用而且不必要有成文记载。
一旦我们接受了该基础规范，则从中导出的一切规范都须作为法律规范而被接受下来。这意味着须有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
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没有资格（not qualified）阐发一种规范类型学。此处的要害是应然命题的认知论根据（the epistemological ground），而非经验性的因果问题（the empirical question of cau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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